6月3日，美國保守派智庫“美國指南針”五周年慶典在華盛頓的國家建筑博物館隆重舉行，美國副總統萬斯和國務卿盧比奧出席活動并發表演講。他們呼吁重建美國的工業基礎，確保科技創新與本國制造業互利互補，這一觀點引發了廣泛關注。

盧比奧之憂

盧比奧在演講中強調，美國工業產能的下滑嚴重削弱了其經濟基礎和全球地位。他回顧歷史，特別提及“二戰的勝利，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亞洲，都是美國強大工業能力的產物。”他舉例說，在戰爭中，日本一旦失去飛機，就難以迅速補充，而美國憑借強大的工業產能，能夠在短時間內生產數百架飛機來替代損失的戰機。這種強大的工業能力，不僅為美國贏得了戰爭，也奠定了其在戰后國際秩序中的主導地位。

然而，盧比奧警告說，隨著時間的推移，美國工業的衰退逐漸顯現。他指出：“工業產能對于國家安全至關重要，這一點從未改變。但如今，由于多年的忽視和工業產能的流失，我們不僅破壞了國內經濟和社會的穩定，還削弱了美國在世界舞臺上的影響力。”他呼吁，在未來的外交和貿易政策決策中，必須重新將國家利益放在首位，優先考慮工業產能的恢復和提升。

從更廣泛的視角來看，盧比奧的講話揭示了美國經濟當前面臨的深層次問題——脫實向虛，金融資本主義嚴重侵蝕工業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危機。這一過程導致工業產能萎縮、債務高企、社會分化加劇，形成難以逆轉的系統性困境。

金融資本（如股票、債券、衍生品交易）具有高流動性、高杠桿和高短期回報的特征，而工業資本（如工廠、設備、技術研發）則需要長期投入且回報周期慢。在全球化背景下，資本天然傾向于前者，導致資金從制造業流向金融投機領域，尤其是1970年代起，金融自由化催生了衍生品市場的爆發，虛擬經濟擠出了實體經濟。相關數據顯示，美國金融、地產與專業服務業增加值之和占GDP的比重，于1980年首次超過制造業，資本加速流向低成本國家。而制造業占比則持續下滑，1995年美國制造業占GDP比重為16.5%，到2023年已降至10.3%，遠低于日本（19.2%）、德國（15.4%）和韓國（24.3%）。2024年第三季度更跌破10%，創歷史新低。

這種經濟結構的失衡導致了美國經濟的脆弱性。

首先表現在創新停滯上。過度金融化擠占了研發資源。有關咨詢機構的數據顯示，美國半導體產能全球占比從1990年的37%降至2023年的12%。

其次表現在社會與就業問題上。近幾十年來，金融資產收益（4%-5%）長期高于GDP增速（1%-2%），導致財富向頂層集中：1%的家庭占有33.8%的社會財富，底層50%的家庭僅占2.5%的社會財富。股市繁榮主要惠及高收入群體（財富61%配置于股市），而中低收入人群依賴工資，實際收入停滯。與此同時，五大湖傳統工業區失業率長期高于全國均值，形成了“鐵銹地帶”。此外，服務業就業占比超80%，但中產崗位萎縮，低端服務業崗位激增，加劇了階層固化。

此外表現為金融系統性風險，2008年金融危機已證明，虛擬經濟泡沫破裂（次貸危機）會通過信貸凍結重創實體經濟，形成惡性循環。

最重要的是，這種經濟結構的脆弱性還表現在供應鏈風險上。長期以來，為追求更低成本，美國企業將中低端產業鏈轉移至發展中國家，本土僅保留研發和品牌，逐漸喪失了完整的產業鏈。2020年疫情期間，美國醫療、電子等核心產業依賴進口的脆弱性被徹底暴露。其實，這也正是盧比奧目前最為憂心的，他在演講中提及二戰時的美國和日本，并得出“工業產能對于國家安全至關重要”的結論，就是基于此。

對他國的警示

美國的發展軌跡，清晰地勾勒出一條被歷史反復驗證的定律：強大的、完整的工業基礎，是國家經濟韌性、社會繁榮與戰略安全的終極基石。當金融資本的短期逐利沖動壓倒工業資本的長期價值創造；當虛擬經濟的泡沫膨脹遮蔽了實體經濟的根基，繁榮便如沙上之塔，危機已悄然潛伏。盧比奧的警醒——“工業產能對于國家安全至關重要，這一點從未改變”是對所有追求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體的深刻箴言。

美國的教訓猶如一面高懸的明鏡，給其他國家以警示：必須時刻警惕金融資本過度膨脹對工業資本的侵蝕與虹吸。就當下中國而言，我們需要堅定不移地鞏固和提升制造業核心競爭力，維護產業鏈供應鏈的自主可控與安全韌性。這并非否定金融的潤滑與催化作用，而是強調必須引導金融資本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，特別是服務于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的長期戰略目標。歷史的警鐘長鳴，前車之鑒，后事之師。

本專欄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，特此說明。